王斌/文

　　 灶屋、堂屋、睡屋，巷子里，四间青砖瓦房依次排开，还算齐整。有点缺憾的是，因为缺钱，老屋的猪圈房一直没有修。

　　 20世纪70年代末的一个冬天下午，在水口乡政府上班的父亲回到了家。“我家也喂头猪吧？”才跨进门槛，父亲就急不可待地对母亲说，边说边观察母亲的表情。

　　 “喂猪？喂哪？”蹲在地上刮芋头的母亲头也没抬，她把一个刮好的芋头扔进碗里，一句话就把父亲顶了回去。

　　 “喏，就喂那儿。”可父亲并不气馁，他朝大门后努努嘴，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，不慌不忙地说：“我早想好了。”

　　 隔两天，母亲就从邻近的洪雅县买回来了一头小黑猪。大门后面放了一个没底的烂背篓，再铺上两捆松软的干稻草，就此喂上了我家的第一头年猪。

　　 黑猪夜里睡在大门后面的烂背篓里，白天则被母亲拴到门外的老桂花树下。在母亲弯腰提起潲水桶的身影和我满是欣喜的目光中，黑猪一天天长大了。到了年底，竟然长到了170多斤。1980年，家里砌了猪圈房，老屋才告别没有猪圈房的历史。

　　 老屋的睡屋共有两间。上高中的大哥和上初中的二哥共用一间睡屋。上高二时，喜欢弹吉他的大哥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把吉他。从此，每天放学后，大哥钻进睡屋里，要么在复习，要么在弹吉他。很快，家人们就摸出了大哥的规律：心情好时，睡屋里弹唱的是朱逢博演唱的《白兰鸽》，心情不好时，从睡屋里传出来的则是南斯拉夫电影《桥》的插曲《啊朋友再见》，偶尔，还会蹦跳出一两声深情的《北国之春》。

　　 大哥高中毕业报考的是中专。考试成绩出来，大哥的分数距离录取分数线还差一分，而他最要好的同学张毅则还差五分，两人都没有考上中专。记得那天是星期三，回家吃过晚饭，大哥就钻进了睡屋，一遍又一遍地弹唱《啊朋友再见》。

　　 “游击队啊，请带我走吧，我实在不能再忍受。”大雨滂沱，大哥冒着大雨到同学家中去借书。“每当人们，从这里走过，都说啊多么美丽的花。”已是夜里十一点过了，大哥还在昏黄的灯光下复习功课。

　　 “啊朋友再见吧、再见吧、再见吧！”从县招办查分出来，大哥和陪同的三舅一脸沮丧。歌声中，我似乎看到了大哥心中那道还在滴血的伤口。

　　 赶场天，母亲在场上碰到了我的教导主任。

　　 “你家那娃娃不错，好好培养，将来会有出息的。”

　　 教导主任的话让母亲心里像是吃下了一颗蜜枣。

　　 “喂，我有话要给你说。”刚到家，母亲就催父亲尽快把我的睡屋兼学习房间收拾出来。

　　 父亲为我收拾的睡屋在原先堆放干稻草的木板楼上。父亲移走干稻草，圈上一根旧晒垫，吊一盏60瓦的白炽灯，再放上一张木板床，一间十平方米左右的房间就收拾出来了。

　　 木板楼上的睡屋是我上初二、初三时主要的学习地方。下午放了学，瓷盆里先打一盆水，学习半个小时左右，便用湿帕子抹一下光着的上身。到了晚上，长条凳的两头各放一盘点燃的蚊香，我一边学习，一边和可恶的蚊子战斗不止。一天又一天，就这样读完了初二和初三，考上了师范学校。

　　 前两年，巷子里的老屋改建成了楼房。但我依旧念着老屋，在老屋度过的那些日子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成长经历，让我一辈子咀嚼不尽。